[38] 1954年宪法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质，作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中间时期，其确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和方式，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国家荣誉开始向经济领域倾斜。
关于违反某些卫生条例的逮捕权。[2]以上学者都不否认辅警存在的合理性，但却认为辅警不能参与警察执法。
(3)查破一般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协助公安机关侦破重大案件，查处治安案件。特别是许多技术含量较低的业务，并不是一定由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员才能完成，如为外来人口办理暂住登记、发放《警方提示》、询问、治安调解等，可以较多地使用辅警。首先是严格招录标准，把好辅警的准入关。皮尔认为，伦敦的人口和犯罪问题需要全天候的职业化警察队伍，警务质量低劣是导致社会混乱的原因，因此需要专职警察来改善警务质量。[15] 《香港辅助警队条例》第2条释义：正规宪委级警务人员(regular gazetted police officer) 指警队中职级属处长至警司之间的各级人员，包括处长及警司在内。
[5]《新加坡警察法》第92条规定，辅警行使《警察法》所授予的警察权利，或履行本法所规定的警察职责时，应被视为如同受《刑法典》约束的公务员。通过分析可知，传统的国家垄断公权力理论仅是一种笼统的假设，国家并无垄断公权力的必要，也没有垄断所有公权力的实践。警察执法工作的高度专业性，确实不适合于一般人行使。
学术上的警察是指行政作用的一部分，即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解除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行为及状态的作用，这部分作用与哪个行政机关行使并无关系，也被称为实质意义上的警察。[8] 由于国家编制制度的限制，警察的招录必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并不能适合现实的需要，因此辅警的参与执法就可以极大地缓解警力的不足。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发表时有改动。如果辅警是在警察的指挥下从事警务活动，则几乎不涉及决定权，因此辅警参与执法的范围较广。
课程包括七十六小时的非留宿训练，在辅警总部举办。2.热爱公安工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能够适应弹性工作制的上班时间要求的基本条件外，还要求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文化、身高1.68米以上、身体健康，有治安联防与相关工作经历、退转军人、驾龄3年以上B证驾驶员、具备一定文字功底者，条件可适当放宽。
[15][日]松井茂着：《警察学纲要》，吴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在基本训练完成后，学员将正式成为辅警警员并会获发委任证及派驻不同分区警署。[22]约翰斯顿指出，将警务这一社会功能与警察这一特定人群结合起来，是导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警察力量的功能和作用上的原因，从而反对参与警务活动主体范围扩大。[14]再次，应建立并实施合理的考核与奖惩法律制度，如绩效考评、晋升、解聘、辞退等制度。
注释: [1] 如在2009年广东省东莞市的常住人口是635万，民警有1.1万人，警力覆盖率仅为1.7‰，而东莞配有治安员5.27万，是正规警察的5倍，饶是如此还是不敷使用。20世纪30年代开始，职业化开始强调管理效率、技术复杂化和关注打击犯罪，警务工作也开始培育自己的职业自治感。[23]因此，对警察作用与警察主体进行区分，是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正当化的关键。[13]其次，应将辅警纳入警察教育培训体系，辅警上岗之前应接受必要的培训，对其进行等同于警察的培训，有效地提高辅警的整体素质。
与之相反，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应着眼于正义的实现，形式要素应为实质内容服务。但是，法律为社会之反映，于社会生活不能须臾不或离。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公共行政的范围十分狭窄，许多地方的社会治安乃至犯罪预防都是由地方自治体负责的，国家权力从未深入到基层。128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的《温彻斯特法令》创设了警务官，由百户区的居民集体推举出两名品行良好的居民作为警务官，负责带领居民和更夫维护本地区的治安秩序。
[4][美]Kenneth J.Peak Ronald W.Glensor着：《社区警务战略与实践（第五版）》，刘宏斌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宪委级人员(gazetted officer) 指职级属总监至警司(辅警)之间的各级队员，包括总监及警司(辅警)在内。[13][德]汉斯•J•沃尔夫等着，高家伟译：《行政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5页。[16]实践中发生辅警违法执法时，警察机关常常以临时工所为作为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动辄称是临时工的个人行为，与己无关。[17]从而得出，警察权力的使用必须由能够承担责任者即警察来行使，辅警参与警察执法会冲淡法律对警察权力的控制和监督。[1]有学者认为，辅警规范的关键在于辅警不能执法，不能履行只有警察才能行使的公权力如拦截行人、盘问、搜查、扣押财物等，而只能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执行维护秩序、搬运设备等不涉及公权力的辅助性工作。
因此，在警力不足或应急性执法需要时，完全可以聘请私人并对之进行必要培训后，使之适合于执法任务，这种中允的做法同样也是对警务职业化背后所要求之专业化的有效回应。(2) 于凭借第(1)款而行使及执行任何权力、职责或职能时，队员即当作为警务人员，而就任何遵照裁判官所发手令而作任何作为而言，《警队条例》(第232章)第60条即适用于该队员，犹如其适用于警务人员一样。
[8]仅是狭隘地考虑警察身份，而完全无视具有同样专业素养者参与警察任务的合理性，在理论上是有瑕疵的，也是对实践需求的回避。（二）对警务职业化的分析及批评 对警务职业化认识的不到位，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认同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障碍。
[18]从事公务的人员并非以个人名义，而是以行政机关名义来进行的，由此产生的责任也应当由行政机关来承担。解源源（1980—），陕西宝鸡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实战训练部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公安行政执法。
特别是在警察私人关系上的范围内使用私人执行犯罪预防和危险排除的任务，与基本权利、国家组织和任务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应有法律的依据。从2003年起，通过辅警大学生计划所招聘的大学生新学员，应参加为期12周全日制的特别基本训练课程，其内容与基本训练课程的相同。但是，该款在用词上的持续性事务和原则两词，并未严格限制公权力对私人的授权或委托。一刀切的做法也是与现代社会公众参与和公共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不论是我国香港地区还是许多西方国家，辅警参与警察执法都已经常态化。
[1]另一方面，现实中也暴露出了很多与辅警有关的负面问题，特别是频频发生的辅警暴力执法、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助推了公众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反感情绪。如在2010年，因为发生在广东番禺的辅警打人事件而引起的争论，可以看出辅警所处的尴尬局面。
[8][日]米丸恒治着：《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洪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如与公安机关签订合作协议，为警察提供信息协助、独立反应的拖车企业等。
另一类是单纯作用意义上的警察，这类私人主体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只是因为接受警察机关的委托而履行警察机关的法定职责，这时他们具有作用意义上的警察身份即辅助警察，在履行职责的时段之外则只是普通公民。被逮捕者担保后释放或带到裁判官席前。
警务的职业化首先起源于英国。况且，掌握权力者即有滥用的可能，最为可取的办法并非杜绝辅警参与警察执法，而是找寻规范辅警参与执法的方法和路径。将警察作用理解为特定主体维护社会秩序安全的活动，而非单纯的警察维护社会秩序安全的活动，可以为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活动提供理解上的支持。此外，学员还要在训练期接受武器及战术训练。
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警务活动经历了正规化和职业化发展的历程，但从未实现警察权力的国家垄断。现代警察的产生背景是地方政府和大都市适应商品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力图更好地控制违法犯罪活动。
[10] 《香港辅助警队条例》第50—59条分别规定了以下内容：涉嫌人士的逮捕、扣留与保释以及涉嫌财产的检取。该招聘公告在备注说明中专门指明所有招聘人员均需通过体检、政审。
作者简介：史全增（1980—），男，河北魏县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实战训练部讲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行政法、公安行政执法。[5]William C. Cunningham, John J. Strauchs, and Clifford W. Van Meter, The Hallcrest Report II： Private Security Trends, 1970—2000(Mclean, Va.：Hall-crest Systems, 1990). [6][英]特雷弗•琼斯、蒂姆•纽伯尔尼着：《私人安保与公共警务》，李继红等译，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